本文深度剖析加密货币巨头币安创始人赵长鹏在离开币安、认罪入狱后移居阿布扎比的生活,揭示了加密行业权力向国家与合规体系迁徙的背后故事、中东特权阶层与全球政商盟友的博弈及最新商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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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家交易所创始人而言,辞去 CEO、认罪入狱,通常意味着退场。赵长鹏的故事却不是这样。
在阿布扎比的别墅、白色日产 SUV 和王室晚宴之间,他仍能见到政府官员、主权资本与全球商界人物。公司职务变了,他所处的位置却没有消失。
《纽约时报》这篇特稿更值得看的,也许不是一位加密富豪如何生活,而是加密行业的权力怎样完成迁徙。早年,币安在监管尚未收紧的空间里飞快扩张;如今,赵长鹏面对的,则是国家、政治家族与合规体系共同塑造的新秩序。
一个经历认罪和监禁的人,为什么仍能被视作座上宾?从这个问题出发,赵长鹏的私人生活与他的商业选择,忽然连成了一件事。
01
沙漠中的“普通人”与权贵盟友
6月的一个早晨,加密货币巨头赵长鹏驾驶着一辆白色日产SUV,停在了阿布扎比瑞吉度假酒店门前。赵先生是加密行业首富,身家估计达1140亿美元,他就住在附近的一栋别墅里,配有九间卧室、四名保镖、一名厨师以及一艘名为“Da Moon”的游艇。
但他同时也热衷于扮演一个“普通人”的角色——这是他经常用来形容自己的词——那天,他主动提出要亲自带我在城里转转。在瑞吉酒店外,赵先生坐在日产车的驾驶座上,iPhone装在挡风玻璃支架上,宛如世界上最富有的Uber司机。“我的兰博基尼,”在我坐进车里时,他打趣道。
明确地说,赵先生绝非普通人。不久前,美国当局因他对币安(Binance)的管理提起刑事指控,在法庭文件中,该加密交易所被描述为俄罗斯洗钱者、伊朗制裁规避者以及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避难所。
赵先生认罪并保全了自己的巨额财富。在服完四个月刑期后,他回到了阿布扎比,依然是币安的大股东,也依然是该行业最具权势的人物。
如今,49岁的赵先生宛如国家元首般穿梭于世界各地,乘私人飞机飞越亚洲,为各国政府提供加密货币监管方面的建议;在伊斯兰堡或马尼拉停留之后,币安往往就会宣布取得新的监管突破。在家里,他的两只狗中有一只属于吉尔吉斯犬(Taigan),这是一种优雅的中亚猎犬品种,体态被比作瞪羚。
这是对加密货币颇感兴趣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赠送给他的礼物,两人今年2月曾一同滑雪。“他原本想送我一顶帐篷,一顶全尺寸的大帐篷,”赵先生说,“我拒绝了帐篷,然后他坚持要送这只狗。”
赵先生最有影响力的盟友是两个显赫的统治家族。一个是掌管阿联酋的家族,该家族希望借助他的力量在沙漠中打造一个科技强国。另一个则是特朗普家族。去年,币安与World Liberty Financial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该加密初创公司由特朗普总统及其三个儿子创立。
World Liberty去年为特朗普带来了7.99亿美元的收入——这是他旗下最赚钱的单一资产,甚至超过了他的房地产组合或社交媒体业务。特朗普先生于去年10月赦免了赵先生,此举被外界广泛批评为权钱交易。
在业内被称为“CZ”的赵先生向来回避记者,但今年他与我见了几次面,急切地想为自己在币安的职业生涯涂抹上一层更温和的色彩,而此时币安仍未能彻底遏制黑金的流动。他身材高瘦,留着黑色短发,前臂上刻有币安纹身,身上丝毫没有许多加密同行那种大学兄弟会式的傲慢气质。
他给人一种礼貌周到、神情专注的印象,尽管他的兴趣狭窄得近乎滑稽。今年,他自费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货币的自由》(Freedom of Money),书中描述了他受邀在闭馆后参观卢浮宫的经历。那次经历让他索然无味。他在书中写道,向导的讲解对他而言无异于“对牛弹琴”。
多年来,他的真正天赋一直在于学者们所称的“监管套利”(jurisdictional arbitrage)——辗转于各个国家之间,寻找足够灵活、能够容纳其冒险雄心与扩张欲望的法律框架。在阿布扎比,他或许找到了理想的行动基地。
当我们驾车驶入市区时,赵先生愉快地交谈着,时不时停下来向保镖问路。(“好的,老板,靠右行驶。”)我们穿过一排令人瞩目的建筑群,向总统府“国家宫殿”(Qasr Al Watan)驶去,其醒目的白色穹顶与泰姬陵颇为相似。
赵先生渐渐兴奋起来。“过去几百年里,民主一直被奉为神圣的圭臬,但民主效率低下,”当我们接近宫殿时他说,“如果你能遇到一个仁慈的独裁者,效率其实极高。几乎没有什么争论,你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许多无关紧要的琐事上。”
近来,这种兼具中世纪色彩与超级现代感的自上而下的商业与政治模式在美国获得了支持。去年访问阿布扎比时,特朗普称该国统治者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人”以及“极具远见之人”。
扎克·维特科夫(Zach Witkoff)——特朗普高级顾问之一的儿子,本身也是某种意义上的MAGA核心人物——在去年5月迪拜的一场加密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真应该好好向殿下和阿联酋取经,”维特科夫先生说,“他们展现了一个惊人的范例:如何既能在引领创新的同时,又能坚守家庭价值观。”
赵先生已经在这些掌权者所渴望的未来中生活了,他深居于一个君王与超级富豪和谐共处的精英聚集地。当车驶离国家宫殿时,他向我提起此前不久在附近的阿联酋皇宫文华东方酒店参加的一场闭门会议,与会高管包括对冲基金创始人雷·达利奥(Ray Dalio)和日本亿万富翁孙正义。
当时赵先生坐在观众席中,注意到有人弯下腰同他交谈。正是谢赫·穆罕默德本人。他关切地询问赵先生过得如何,以及是否有什么自己可以施以援手的地方。
“这就是国王,”赵先生告诉我,“蹲在你的身旁。”
02
从卖房豪赌比特币到野蛮生长的帝国
长期的背痛导致赵先生经常躺着办公。图片来源:Laura Boushnak 为《纽约时报》拍摄
今年初的一天,赵先生正在床上办公——在经历长期的慢性疼痛困扰后,他经常平躺着处理业务——此时窗户突然震颤起来。他告诉我,他起身走到阳台上,看到天空中留有一道烟雾痕迹。赵先生住在萨迪亚特岛(Saadiyat Island),这是阿布扎比的一个飞地,与刚刚向阿联酋发射了一枚导弹的伊朗隔波斯湾相望。
这是一场令该地区陷入动荡的地缘政治危机的开端,但赵先生并不太担心。他回到床上继续工作。“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比死于导弹的人多得多,”他后来说,“这里非常安全。”
在定居阿联酋之前,赵先生曾是个四海为家的人。他出生于中国,12岁时随家人移民加拿大。从麦吉尔大学毕业后,他从事了一系列技术工作,辗转于纽约、中国和日本之间。2013年7月,在上海的一场牌局上,一位同行建议他去了解一下“这个叫做比特币的新事物”。
对于他无国界的生活方式来说,这是一种完美的无国界技术。经过几个月的研究,赵先生做出了一个激进的豪赌。他卖掉了家里的房产——一套位于上海、供他与妻子抚养两个孩子的三居室公寓——并将变现的90万美元全部投入比特币。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但赵先生并不担心。他认为,就算比特币暴跌,他也能轻易在传统金融领域找到另一份高薪工作。
随后,赵先生在亚洲相继就职于数家加密初创公司。加密行业在2010年代迅速扩张,涌现出数百种新代币,但交易这些币的平台管理混乱,极易遭受黑客攻击。2017年7月,赵先生创立了币安。几个月之内,它便跃升为全球最大的交易所,这一地位至今未曾动摇。
币安的成功建立在两个关键洞察之上。第一点是,加密货币投资者骨子里极度嗜好风险,绝不会满足于仅仅将美元或日元等额兑换成加密货币。多年来,币安一直作为一家杠杆交易所运营:交易者可以借钱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押注,博取比特币及其他热门代币的涨跌。
第二个洞察更简单,却影响更深远。许多加密投资者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而币安也没有去核实他们。在成立的前四年里,该平台允许客户在不提供哪怕最基本的KYC(了解你的客户,即传统金融机构为防范金融犯罪所要求的客户身份信息)的情况下开设账户。
币安并非唯一提供这类高风险服务的交易所,但赵先生的执行力超越了所有竞争对手。“当时的交易所领域充斥着各种类似MySpace的产品,而他打造出了Facebook,”一家加密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奥斯汀·坎贝尔(Austin Campbell)评价道。
其结果是一场极其有利可图的野蛮生长狂欢:一个未经审查的投资者可以交易未经审查的投资产品的平台。随着市场繁荣,币安从每笔交易中抽取佣金;据《货币的自由》一书透露,该公司的利润迅速达到了10亿美元。
特朗普品牌的运动鞋是商人 Gabe Abed 送给 CZ 的礼物,Gabe 曾担任巴巴多斯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图:Laura Boushnak/ 纽约时报
赵先生一夜之间成为加密界的超级名人。但在行业之外,他从未被真正理解过,哪怕他已经挤进了拥有惊人政治影响力的极少数超级富豪圈层。每当回顾起那些最具争议的时刻,赵先生总是将自己刻画成一个被时代推着走的旁观者——一个被成功冲昏头脑的技术宅男,一个莫名其妙误入反派大Boss境地的天真局外人。
这种姿态并不总是令人信服。6月下旬坐在厨房里时,赵先生告诉我,在币安爆发式增长的早期,当公司松散的风控导致各类不法分子趁机洗钱时,他“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去违法。“这只是因为我在那个领域缺乏经验,”他说,“我是个技术出身的人。我以前住在中国。”
这种形象与美国检察官在调查币安时收集到的证据截然不符。在法庭上,检方引用了赵先生告诫下属的一句话:“先斩后奏,求原谅好过求批准。” 法律诉讼文件显示,赵先生曾在私下讨论过如何掩盖币安在未获美国牌照的情况下服务美国用户的事实。“不要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他曾这样叮嘱下属。
在阿布扎比,赵先生将自己形容为一个“守规则的人”。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挑战法律边界的战略选择,当时正值新一代投资者的习惯逐步养成、而监管规则本身仍极具弹性之际。
当他领我来到他家门口时,我又想起了这一点,那里堆满了装有币安周边商品的箱子。他催促我挑选一件礼物,或许是一个币安背包,或者是一件设计成棒球夹克样式的黄黑相间币安毛衣。
CZ 家玄关堆满了币安的周边,图:Laura Boushnak/ 纽约时报
我告诉他记者有关于此类收礼的职业规范,任何超过20美元的礼物我都必须谢绝。他笑了笑,说价格“大概也就19美元吧”。
03
落脚迪拜与击溃宿敌FTX
在亚洲辗转数年后,赵先生于2021年到访阿联酋。2017年,随着中国政府准备出台针对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禁令,他和币安的同事们不得不连夜出走。在日本的短暂停留未见起色;在新加坡也同样不顺,在那里很难拿到工作签证。
这时,赵先生的朋友、曾任巴巴多斯驻阿联酋大使的商人加布里埃尔·阿贝德提出了一个建议。他建议赵先生去迪拜看一看。
赵先生立刻见识到了阿联酋人是如何对待富豪与权贵的。他在10月的一个周六早晨抵达迪拜,短短几个小时内,一位政府部长奥马尔·苏丹·奥拉马(Omar Sultan Al Olama)就前来拜访。
他向赵先生提供了一张所谓的“黄金签证”,赋予其为期10年免遭麻烦的居留权。一名医生被迅速召来进行所有签证持有者都必须做的一项验血。这种申请通常需要数周时间处理。而赵先生的审批耗时不到12个小时。
如此友好的接待给赵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迪拜的第四天,我看中了两处房产,”他告诉我,“我买下了第二套。”当年年底,币安便与当地政府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制定加密业务监管规则;公司派出了三名员工协助搭建框架。
草案于2022年1月完成,几周后便签署成为法律。“当你成为一艘驶向正北的船的船长时,阿联酋希望你加入他们的阵营,”阿贝德先生说,“他们对CZ就是这样。从第一天起,他们就全方位支持他。”
并非所有人在阿联酋都能受到如此优厚的对待。多年来,该国领导层实施过大规模监控,将哪怕最轻微的异见定为非法,并监管着一个外籍劳工经常遭受剥削与虐待的劳动力市场。
但对于赵先生而言,这是一段舒适新生活的开端。在创立币安之前,他已与妻子分居,后者带着他们的孩子移居东京。他与同事何一确立了伴侣关系,她是一名市场营销主管,在中国曾因担任旅游节目《美丽目的地》的主持人而为人熟知。当赵先生的大孩子们在美国读大学时,他和何一在阿联酋养育着年幼的孩子。
何一,CZ 的合伙人,同时也是他三个孩子的母亲,在 CZ 卸任后被任命为币安联席 CEO 之一。图:Laura Boushnak/ 纽约时报
赵先生被引入了一个由亿万富豪组成的精英社交圈。他结识了一群对科技充满好奇的阿联酋领导人——他称他们为“加密酋长”。最终,他接触到了谢赫·穆罕默德的弟弟谢赫·塔赫农·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Sheikh Tahnoon bin Zayed Al Nahyan),一位热爱柔术的王室成员,经常在自己的宫殿招待权贵商人。在王室晚宴巡礼中,赵先生被视为尊贵的座上宾。“我们常常问‘座位怎么安排?’”他说,“‘随便坐哪儿都行,没关系的。’”
在这些早期的接触中,酋长们会向赵先生推介阿联酋,询问能为他提供什么帮助。不久之后,赵先生开始向更广泛的富豪圈子宣扬该国的种种好处。他曾鼓励人工智能巨头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在阿联酋设立分支机构,并提醒说其他国家会对其抱有敌意。“你将会面临大量的监管问题,”赵先生在喝咖啡时这样对他说。
赵先生对新兴行业的险恶绝非一无所知。抵达阿联酋之际,赵先生正与一位名叫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简称SBF)的年轻创业者陷入殊死竞争,后者是竞争对手交易所FTX的创始人。作为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的儿子,班克曼-弗里德在许多方面与赵先生截然相反: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体制内宠儿,凭借个人关系网络以及与美国政界精英的亲密关系,一路绿灯攀升至行业顶峰。
“他有我所不具备的手段,”赵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班克曼-弗里德会从币安挖走员工,开出相当于原有三到五倍的薪水。赵先生还听说有传言称班克曼-弗里德在华盛顿到处说他的坏话。
2022年11月,加密行业媒体CoinDesk的一篇报道对FTX的财务稳健性提出了质疑。赵先生当时人在迪拜,正准备去和阿贝德喝一杯,此时他决定在Twitter上发声,发布了一条简短而致命的声明。他宣布币安正在抛售手中持有的价值5亿美元的FTT(一种代表FTX股票权益的数字代币)。这条推文引发了全网恐慌,焦虑的投资者纷纷从FTX挤兑提款。
资金根本不存在——班克曼-弗里德挪用了客户高达80亿美元的资金。他别无选择,只能寻求救助,而在加密行业,只有一个人拥有拯救他的财力。在发布推文两天后,赵先生宣布有意收购FTX;仅仅一天之后,他便宣布放弃收购,将FTX推向了更深的危机。
整件事看起来就像一场精湛的企业歼灭战——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是一场“血腥杀戮”。六周之内,班克曼-弗里德在他位于巴哈马的公寓内被捕并被引渡至美国。他最终因欺诈被判处25年监禁。
赵先生告诉我,他从未想过去摧毁FTX。他再次切换到那种惯常的耸肩扮无辜模式,解释说他原本希望在几个月内逐步卖掉手头的FTT。“我完全没有想搞垮他们的意图,”他说,“我们自己还损失了5亿美元呢。”
而他手下败将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他把我玩弄了,”班克曼-弗里德当时说,“而且手段极其高明。”
04
无引渡的避风港与四个月牢狱生活
在迪拜住了几年后,CZ 搬去了政治权利中心阿布扎比,图:Natalie Naccache/纽约时报
亿万富翁奔赴阿联酋自有富豪层面的考量。该国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且极度安全,而在欧洲和美国,加密货币投资者频频沦为绑架犯的目标。但对于刚刚目睹对手被跨国抓捕的赵先生而言,阿联酋还具备另一项极其关键的优势:它与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
他回忆道,在2022年底或2023年初,一位阿联酋王室成员在晚宴上问他是否想要入籍。赵先生提交了一些文件后便耐心等待。数月后,一名政府特使来到他家,带来了一个装有赵先生及其全家护照的盒子。阿联酋“绝不会引渡本国公民”,赵先生告诉我,“这是极为有力的一张王牌。”
他有理由保持戒备:针对币安的绞索正在不断收紧。美国检察官正在收集证据,证明该交易所的松懈流程让诈骗犯、黑客和规避制裁者得以转移资金。在政府获取的内部通讯记录中,币安员工对交易所的阴暗客户群表现出了惊人的坦率。“如今洗毒资是不是太难了?”一名员工写道,“来币安吧,我们这儿有大蛋糕等着你。”
赵先生聘请了一支庞大的律师团队与司法部周旋谈判。他的新护照为他提供了相当大的谈判筹码。在迪拜生活了两年后,他向南迁居一个半小时车程来到阿布扎比,进一步贴近该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在谈判推进期间,赵先生曾严肃考虑过过流亡生活;他将不得不限制出行,但至少在理论上,他在阿联酋是绝对安全的。
最终,他的法律团队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和解协议。赵先生承认违反了《银行保密法》(一项反洗钱法规),并同意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币安公司则支付了43亿美元的天价罚款。) 尽管和解条件十分宽大,他仍对律师感到不满,认为自己根本不该坐牢。
“我被关进监狱,仅仅是因为我们平台的KYC机制不够完善,”他告诉我,“你在美国投票选总统都不需要身份证件。我都不知道那种体制是怎么来的。对照我的遭遇,那种制度才应该有人被抓去坐牢。”
无论如何,这对于币安而言已是一个绝佳的结局。在2024年春季的量刑听证会上,赵先生发表了忏悔声明:“我为自己的过错深感悔恨,我感到很抱歉。”法官最终判处赵先生四个月监禁,并称他为“一个顾家的男人和一个乐于奉献的人”。当量刑在法庭上宣读时,赵先生正在读大学的儿子悄悄握拳庆祝。
作为拥有几乎无限资源的罕见重罪犯,赵先生在狱中享有了尽可能免受折磨的绝佳条件。他被分配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隆波克二号监狱(Lompoc II),这是一所低度安全戒备设施,后来班克曼-弗里德也被关押在该监狱群中。在入狱前,赵先生组建了一个顾问团队,指导他熟悉牢房政治的隐秘门道。
其中一位顾问迈克尔·桑托斯(Michael Santos)曾与其他在押犯人通信,那些犯人同意在狱中协助赵先生站稳脚跟。“CZ,你是个洞察人性、管理过数千名员工的人,”桑托斯先生对他说,“走进去之后,这些能力不会凭空消失。”
2024年5月30日早晨,赵先生抵达隆波克。他很快融入了被称为“同组车队”(car)的非正式社交圈子——这种圈子通常按族裔划分。其他亚裔服刑人员在就餐时与赵先生坐在一起,并在放风时间陪同他在操场锻炼。他们为能与一位千亿富翁同处一室而兴奋不已。“所有人都给他让路,”隆波克的同监狱友贾顿·阿贡(Jaton Aguon)说,“就像国王走在红毯过道上一样。”
赵先生与一名曾当过工程师的越南裔银行劫匪结下了深厚交情。他们详细讨论了抢劫案的细节,其实完全没有大家预想的那种《十一罗汉》式的缜密策划。他“性情非常温和”,是“一个超级酷的家伙”,赵先生告诉我。“他就是走进去,要求拿钱,然后离开。他这样得手了整整11次。”
这名银行抢劫犯是少数对商业世界感兴趣的囚犯之一。他阅读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向赵先生打听埃隆·马斯克在特斯拉的天文数字薪酬方案。其他囚犯也提出了不少商业问题,其中一人想弄懂加密货币市场的奥秘。“他问我,‘呃,比特币——它为什么会上涨?’”赵先生回忆道,“我说,‘天哪,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赵先生在狱中发起了一个追踪股票行情的学习小组;牢房里的一台电视还特意锁定了CNBC频道。
但并不是他说的每句话都能引起共鸣。在隆波克,赵先生很难让别人信服他坚信的观点——即币安一案本质上是“没有欺诈、没有任何受害者”的。当他向狱友解释细节时,得到的却是轻描淡写的嘲讽。“他们都说:‘是啊,所有人进来都这么说,’”赵先生回忆道。
2024年8月,赵先生离开隆波克前往中途之家。然而由于移民身份问题出现波折,他不得不在当地拘留所度过最后的两周,在牢房里做伏地挺身和仰卧起坐打发时间。获释当天,一名执法人员护送他走出大门,他的母亲、妹妹和助理早已在外面等候。他们驾车前往附近的机场,护送他登上了飞往阿布扎比的私人飞机。
从赵先生脱离羁押到他的私人飞机呼啸升空,全程仅过去了26分钟。
05
20亿美元交易、政商联姻与总统特赦
开着他的尼桑 SUV 在阿布扎比的马路上驰骋,图:Laura Boushnak/ 纽约时报
赵先生重返的世界正在朝着对他极为有利的方向演变。一个对加密货币友好的新政府即将在华盛顿执政。就在大选前不久,特朗普与史蒂夫·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家族联手创立了World Liberty,后者当时正准备出任白宫中东特使。很快,美国新上任的“交易型外交官”们开始频繁往返于阿联酋。
驾车带我游览城市时,赵先生停顿了一下,指向阿布扎比国家展览中心(ADNEC Center),这里在2024年12月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加密货币爱好者聚会。“这就是我遇到埃里克·特朗普(Eric Trump)的地方,”他说。他回忆道,在会场上,一位特朗普的支持者大卫·贝利(David Bailey)将他引荐给了这位总统的二儿子、World Liberty的核心负责人。那是一次随意的闲聊,没有任何正式议程。“他当时只是说他正在这边物色一些房地产投资项目,”赵先生告诉我。
他们的利益很快产生了交集。阿联酋一直在努力实现从石油国家向新兴科技强国的转型,该计划由掌控着阿联酋1.5万亿美元主权财富的谢赫·塔赫农一手主导。在入狱之前,赵先生曾与该酋长手下的核心高管肖鹏进行过会谈,商讨向阿联酋出售币安股权的事宜,这将成为他的公司与其政治庇护者之间最彻底的绑定。
常年戴着墨镜示人的谢赫·塔赫农同时担任专注于人工智能的风险投资基金MGX的主席。据知情人士透露,去年初,MGX同意向币安注资20亿美元,该笔交易对币安的估值达到了750亿美元。MGX将币安视为连接加密货币与人工智能的完美桥梁——一种高科技资金传输通道,未来有望支持自动化AI“代理”代表人类进行支付。
赵先生告诉我,他原本希望用比特币来结算这笔交易。但阿联酋方面担心比特币的大幅价格波动会使交易复杂化。他们更倾向于用稳定币向赵先生付款,这是一种旨在锚定1美元价值的加密货币。
随后发生的事情存在很大争议——如果民主党在11月赢得国会控制权,这很可能会成为国会调查的焦点。据MGX称,该基金在评估了几种稳定币后,以“商业适用性”为由,最终选择了由World Liberty发行的USD1代币。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选择,因为USD1当时完全未经市场检验,毫无历史记录可言。
去年《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是币安明确要求MGX使用USD1付款;而赵先生则坚称这是MGX做出的决定。“我并不太在乎用哪种,只要这种稳定币有信誉且不会一夜蒸发就行,”他告诉我,“没有别的任何考量。”
然而,各方都有强烈的动机将World Liberty纳入这场交易。2025年1月,就在特朗普宣誓就职前几天,一家阿联酋支持的投资机构收购了这家初创公司49%的股份;谢赫·塔赫农也在World Liberty董事会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几乎在同一时期,阿联酋正与白宫展开谈判,以确保获得至关重要的AI先进计算芯片的出口许可。币安同样有求于特朗普政府。随着过往法律纠纷告一段落,该公司希望能够摆脱2023年和解协议中施加的部分限制条款。
维特科夫先生的儿子扎克于2025年5月宣布了这项交易,并感谢币安和MGX“对我们的信任”。国会民主党人谴责这是“稳定币腐败”。像World Liberty这样的发行方主要通过接收加密交易者的现金存款、返还等值稳定币,然后将存款投资赚取收益来牟利。
凭借来自MGX和币安的20亿美元注资,World Liberty瞬间跻身全球最大稳定币公司之列,为特朗普家族和维特科夫家族带来了巨大利益。“这完全是赤裸裸的讨好与迎合,”曾主导调查赵先生及币安的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表示,“其腐败的规模和范围可谓前所未有。”
赵先生坚称其中绝无任何不当行为。他表示自己已经不再持有USD1,而是将其换成了比特币和其他资产。“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拥有非常顶尖的律师团队,而且这种儿子经商、老子当总统的架构完全合规,”他告诉我。他甚至认为外界的愤怒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差异导致的。
“在哈萨克斯坦,我们可以吃马肉,”他解释道,“但在另一些国家,人们就会觉得‘天哪,这简直疯了’。”两个政权的统治家族达成了商业合作——这难道不是件好事吗?赵先生引用了一个中世纪的比喻:“如果你把一个国家的公主嫁给另一个国家的王子,”他说,“他们就能维系50年的和平。”
在完成这笔20亿美元交易的两周后,白宫顶住部分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的担忧,同意向阿联酋开放高端芯片准入。去年春天,史蒂夫·维特科夫陪同特朗普访问阿布扎比,在国家宫殿与阿联酋政要共同庆祝了该协议的达成。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维特科夫先生私下里还对一位熟人表示,赵先生理应获得赦免。赵先生此前已递交了相关文件,正在静候总统的决断。这一裁决对币安意义重大。在赵先生认罪后,币安处于停摆状态的美国业务失去了多个州的经营牌照。一纸赦免令将有助于公司重新向监管机构做工作。(白宫女发言人表示维特科夫先生并未参与赦免裁决程序。)
当赵先生向我描述这一过程时,他显得十分谨慎,称其为一个由几位律师在华盛顿定期通报进展的“黑匣子”。他说,偶尔会有一些形迹可疑的掮客在社交活动上搭讪他,声称只要价码合适就能安排他与特朗普会面。“这是一个想趁机捞一笔的人所组成的微型产业,”赵先生说。
赵先生没有理会他们。他告诉我,他是在2025年3月其他加密高管获得宽赦、《华尔街日报》报道他也在争取赦免之后,才开始认真考虑赦免之事的。“我当时觉得,如果连报纸都认为我应该申请赦免,那也许我真的该试试看,”他说。
而事实是,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以及《纽约时报》查阅的文件显示,早在2024年12月,赵先生的法律团队就已经在与著名赦免事务律师布雷特·托尔曼(Brett Tolman)合作,探寻获得特赦的可能性。
公开备案文件显示,币安最终向与特朗普两位年长儿子关系密切的切斯·麦克道尔(Ches McDowell)旗下的游说机构支付了210万美元,服务内容就包括争取“行政宽免”。(World Liberty的一位发言人告诉我,该公司“绝未参与任何有关赦免的决策”。)
去年10月赦免令宣布时,赵先生刚刚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准备与萨德尔·扎帕罗夫(Sadyr Japarov)总统举行会晤,后者对创建锚定吉尔吉斯本国货币的数字代币非常感兴趣。当东道主在首都比什凯克迎接他时,赵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简短的致谢信息。当晚,他与总统在一家餐馆共进晚餐,热烈讨论着稳定币的议题。
06
隐退幕后、新危机与“人生如戏”的哲学
儿童房中摆着一架施坦威钢琴,图:Laura Boushnak/纽约时报
今年夏天的一个酷热早晨,赵先生将车驶入了他价值500万美元的别墅车道,他和何一经常在这里招待轮流前来的祖父母和兄弟姐妹。两只爱犬在门口迎接他的归来。除了那只吉尔吉斯犬,赵先生还养了一只比利时马里努阿犬,他给它取名叫“西兰花”(Broccoli),因为他觉得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像“区块链”(blockchain)。
在摄影师的跟随下,赵先生在各个房间穿梭,指着年轻家人的照片一一介绍。一架庄重典雅的米白色钢琴立在孩子游戏室的正中央,周围散落着玩具——这种无人问津的冷落景象让前来维护的调音师大感痛心。那是一架施坦威,“属于昂贵的型号之一,”赵先生告诉我,“但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弹。”在家里的健身房里,他停下来做了几组卧推。
赵先生极力表明自己过得不像普通的亿万富翁。《福布斯》估算其财富超过1000亿美元,而赵先生则坚持实际数字要低得多,大概在100亿到300亿美元之间。他说,即便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区区1000万美元——他也足以过上极为舒适的生活。
在加密播客巡回采访中,赵先生偶尔会被问及他的房子,他总会提到楼上一处一直没能修好的漏水。果然,在客厅里,他指了指地板上一块被水浸泡损坏的痕迹,然后抬头指向天花板。“就是那个位置,”他说,“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颜色的差异。”
CZ 指着天花板上的他没修好的漏水点,图:Laura Boushnak/纽约时报
诚然,以超级富豪的标准来看,赵先生的别墅确实算得上简朴;他告诉我附近的一栋豪宅挂牌售价高达1.5亿美元。然而,他所刻意流露出的谦逊,却很难与他如今所栖身的高权与特权世界相吻合。
有一次在集体晚宴上,赵先生听奥特曼描述了生物科技领域的一项前沿研究。“他们可以从同一个人身上同时提取精子和卵子,”赵先生回忆道,“基本上,你自己一个人就能生孩子。”赵先生自己也有打破生物学极限的野心;他投资了一家研发人造子宫的初创公司。
出狱后,赵先生将时间分配在多个项目之间,包括技术投资以及作为某种“加密外交官”四处巡访,在那些往往将他奉若上宾的国家推动行业发展。“他们总是派一个人开两辆车直接开到飞机机舱舷梯旁接机,”他告诉我,“还有姑娘端着当地的美食,等着你品尝其中一种。”
赵先生极力淡化自己对币安的参与程度;根据公司的认罪协议,他被禁止“运营或管理”该业务。他特意对币安最近起诉《华尔街日报》的决定表达了不满——该报此前报道了币安合规部门的人员动荡——赵先生称这场诉讼是“彻头彻尾地浪费时间”。即便币安胜诉,“他们也拿不到多少赔偿,”他告诉我。(币安已于上个月撤销了这起诉讼。)
但显而易见的是,币安依然是他生命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接替他出任联合首席执行官的两人之一正是何一——他三个年幼孩子的母亲。两年前,为了展现符合传统公司治理规范的姿态,币安设立了由三名所谓独立董事组成的董事会。
其中一位兼任董事会主席——正是当初将赵先生引荐到阿联酋的朋友加布·阿贝德。他们曾一起玩过水上摩托,阿贝德还送给赵先生一双橙色高帮球鞋,上面印着醒目的标语:“TRUMP CRYPTO PRESIDENT”(特朗普 加密总统)。
近来,币安面临着新的不当行为指控。去年,该公司解雇或停职了四名合规专员,原因是在他们报告了近20亿美元资金从客户账户流向与伊朗有关联的一组实体之后——这可能再次触犯导致其2023年卷入美国刑事案件的逃避制裁行为。
公司反驳了这些员工的调查结果,并否认有任何人因提出疑虑而遭到处分。美国司法部后来表示,有两家中国公司曾利用币安清洗伊朗石油销售所得资金,不过并未对该交易所提起任何指控。
币安与阿联酋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裂痕。去年12月,该公司获得了在阿布扎比开展业务的牌照,而阿布扎比不久后就遭遇了伊朗的导弹袭击;该交易所的新监管官员盛赞该公司是“监管进步”的灯塔。然而在今年夏天,两名币安员工在阿联酋被警方短暂拘留,这是当地警方在调查平台上可能存在的金融犯罪时采取的极其罕见的严厉举措。
这次拘留事件引发了币安当地员工的恐慌。赵先生告诉我,他给阿联酋警方的一位熟人发了信息,并联系了谢赫·塔赫农的副手。“我只是说,‘听着,我们想想办法别让这种事情发生,’”赵先生回忆道,“‘这对国家形象不好,对我们形象也不好。’”他坚称阿联酋依然是币安友好的家园。“没有人处于危险之中,”他说。
赵先生身上有一种屡次化险为夷者特有的从容自信,他是这个往往对肆意破坏规则者报以丰厚回报的时代里的终极赢家。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花了一页半的篇幅阐述了他对“模拟理论”(simulation theory)的深信不疑——即我们可能全都生活在别人想象出来的虚构现实中。
他在加密生涯早期接触到了这个概念,如今认为这在数学上是必然成立的。“20年内,我们应该就能像电影《黑客帝国》那样,在脑后插上一根接口,接入完整的模拟世界,”他写道,“数十亿人都会这么做。届时将会有数十亿个模拟世界。”
这种信念让赵先生得以在面对现实生活的重压时超然物外。他在书中写道,我们或许只是超级马里奥的不同版本,在一个虚拟的场景中奔跑。他努力践行着一条简单的座右铭:“这不过是一场游戏。”
原文链接:https://s.c1ns.cn/0MbVK原文标题:Inside a Billionaire’s Paradise With Crypto’s Most Powerful Ex-Convict原文作者:David Yaffe-Bellany编译:白话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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